在全球化浪潮下，很难准确估计“日本制造”在中国的影响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，人们已经无法讲出一件产品（比如一部手机）究竟来自哪里，除非将它仔细分拆，每个部件都加以研究。

　　日本制造在中国的存在是复杂的。一件贴着日本标签的衣服也许是在中国生产的，同样，一台日本洗衣机的涡轮和外壳也许采用了许多欧美不同国家的技术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日本产品及文化仍是最值得贩售的商品之一。从陶瓷洁具、游戏机到芥末豆，日本商品总是附带着生活方式。比如，到沃尔玛购物的人们各形各色，但是“最具时尚号召力的百货店”伊势丹的顾客们却有着清晰的一致性。

　　可以说，在过去的数十年间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，已是十分的深入了。在大连和青岛，日语被很多学校当作第一外语。日本料理店在全国各地更是遍地开花，苏州还专门有一条特色“日本街”，建于1994年，一到晚上霓虹闪烁，跳跃的都是日文招牌。商场里从电风扇、洗衣机、冰箱、彩电，到数码相机、笔记本、手机，来自日本制造的产品屡见不鲜。

　　“日本工业品多是以展览会的形式，被推介到中国的。我们就组织过很多这样的展览会。”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（国贸促）工作过的前田惠美子说。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，有过多次日本工业品展览会在中国进行，国贸促是日方的组织者，为推动日本产品进入中国发挥过不小的作用。

　　不过，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并非都很顺遂。一个显著例证是，享誉世界的日本汽车业，在中国的步伐一度落后于欧美同行。与之对应的是，日本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到东南亚。

　　4 0 年前的中国，战争的记忆依旧历历在目。虽然从1945年到1972年的27年，中日直接的贸易往来并不是很多，但用过日本产品的人还是不少的。

　　“上个世纪50年代，我在北京的旧货市场上，买过一个铝制的饭盒。饭盒上有几行汉字，表明这是大阪一家企业制造的。我自己心里知道是东洋货，但一直没有和其他人说，也没有让其他人看。这个饭盒我用了二十多年。”一位已经年过九旬的退休教师说。饭盒并不大，但用料非常考究，虽然也能看到一些小坑，但盒盖与盒身依旧吻合，盖上后很严密，漏汤漏水的情况很少见。老教师已经不用这个饭盒了，现在装了一些笔、小刀、橡皮等，依然放在书桌上。

　　“我们真正买的日本产品，是一台1 2英寸的电视。”老者说。那已是近30年前的事了，早已经不用了，但他并没有把它请出去，偶尔插上电，依旧能看。

　　日本制造以其高质量为世界民众所接受。20年前日本学者在统计家电、汽车等产品时，用得较多的一词是“耐久消费财”。这个词在中国一直未能普及，但普通老百姓使用日本产品时，对“耐久”应该有较深的印象。

　　不过对日本制造，中国人并非没有怨言。

　　上海日和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晓峰曾接受过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采访，他说，日本人总是把最好的商品提供给自己的国民，哪怕是一把用不了多久的梳子。这一说法在中国有很多受众。

　　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出来的另一个现象是，任何一个牌子的手机，无论是中国、瑞典、美国还是韩国的，都有日本零部件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手机”这个词也来自日本。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是如此之多，其中包括了中国各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汇，从“干部”到“经济学”。
每天早上，中国的很多餐馆的服务员都会列队拍手，齐呼企业口号，这一习惯来自日本企业。在路上，人们会看见前面轿车尾部的招贴：“熊出没，注意！”它是来自多熊的北海道的舶来品。

　　日本的文化制造品进入中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。许多中国人仍然记得山口百惠，说起她来念念不忘。高仓健则改变了一代中国男女对“男子汉”标准的看法。中国不少电影导演，都深受黑泽明的影响。至于年轻一代中国人，很多人阅读过村上春树。

　　诸如此类的还有，日本青年把染发作为一种时尚，这现在成了中国年轻人的流行。而最为典型的是“卡拉OK”了。这项娱乐活动起源于日本，大约在1988年左右传入中国大陆，很快从沿海流传到内地。

　　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虽广泛，却不够深入。1990年代，在中国的书店里，关于日本企业的出版物不再是热门读物。17世纪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的风俗小说《好色一代男》进入了排行榜，而他更重要的作品，关于商业生活的《日本永代藏》、《世间胸算用》，却从没有出现在中国各书店的书架上。另外，日本企业法则在管理经营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度过了起步的艰难时光，不过在中国的风行并不长久。作为国家精英的中国新贵阶层很快就注意到，在1990年后的经济新世界中，美式的创造精神比日式的谆谆教诲更成功，商业偶像从此变成了杰克·韦尔奇和史蒂夫·乔布斯。

　　1976年以来，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变得很明显，但是对中国来说，日本仍是最熟悉的陌生国。中国的新兴阶级很容易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与美国人达成沟通，但与日本人的交往却不顺畅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萍曾对媒体说：“实际上，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似程度远远低于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相似程度。中国和日本的相似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。”

　　对此，时尚杂志原《安2 5ans》的主编宋娟很有共鸣：“我们跟美国人挺像的，好沟通，日本人跟中国人特别不一样。”

　　宋娟尽力给员工们灌输曾令自己在过去7年中受益匪浅的日本工作方式。不过，当她每隔两个月去日本拍摄一次杂志封面时，则无法回避中日交流中最困难的一面。《安25ans》在日本时尚工业中雇用人手。“可是我永远没有当老板的感觉，”宋娟说，“与日本人打交道，有时会气得半死。”

　　在本尼迪克特的《菊与刀》中，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被区别对待，在亨廷顿《文明的冲突》中，中国与日本也被划作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，这或许可以解释，中日之间为何一衣带水，却又像远在天涯。